东汉建武十二年，光武帝刘秀派睢阳县令任延做武威郡太守，亲自接见他，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回答说：“臣听说忠臣是不随和的，随和的臣子就不忠。行为正直，奉行公事，是臣子的节操；上下都没有异议，这不是陛下的福分。好好事奉长官，臣是不敢奉行诏令的。”皇帝叹息说：“卿言是也。”

　　这段对话很是有趣，皇帝刘秀否认了自己说的话，和臣下达成了一致，“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这种说法和做法是不对的。这里且不说帝王刘秀知错的勇气以及任延在帝王面前敢说真话的胆气，只就“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这句话说一点所想所思。

　　“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会导致谄媚之风。要“善事上官”，必然要讨好上司。讨好上司的法儿多得很，比如，不管对与错说一些恭维话、顺风话，让上官听得心里乐滋滋的（这是主要的谄媚手法）；帮上官处理好个人的私事，让上官感觉到属下贴心、有能耐；趁上官本人或其家中有什么大事或巧立名目，送上一份厚厚的大礼，让上官感觉到下属对自己情感深厚、为人忠诚……有人献媚，上官喜欢献媚，其风必盛。巴尔扎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世上所有的手法里面，奉承是最巧妙、最狡猾的一种。”唐朝有个宰相名叫李林甫，史称“口蜜腹剑”，是奸佞之臣，可为相达十七年之久。《资治通鉴》总结了李林甫四大奸恶，其中第一条，也是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迎合上意”“善事上官”。唐玄宗做了十多年皇帝，因为爱听奉承之言，重用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做宰相，最后使唐朝走向衰败。唐太宗年代的魏征就曾告诫过李世民，“善以巧言献媚之辈，实为穷凶极恶之徒，远之为益。”这实在是警世之言。

　　“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会导致上官盲目的自信。春秋时期，子思对卫侯说过这样一些话：“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

　　因为“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个个怕得罪上官，一味地讨好恭维，对的是对的，不对的同样也是对的，没有对错之分，上官听到的全是顺耳之言，下属说的全是对自己的好话，顺之者有福，逆之者有祸。日子一长，讨好献媚的便越多，上官便以为自己一贯正确，是人人称颂、拥戴的好官，于是很容易滋长唯我独尊、唯我独能主观式的盲目自信，从而迷失自我，造成思考研究和决策上的严重失误，给社会、事业和人民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会导致上官用人的腐败。由于下属“善事上官”，日子一久，上官无形之中对下属有了较为深厚的情感和好感，觉得某人不错，视为培养和提拔对象，“为悦其言，因任其身”。被提拔的下属由于“善事上官”，故也同样希望、喜欢自己的下属亦能“善事上官”。如此，“善事上官”者便一茬一茬地生生不息，这种不以德才兼备为用人标准的做法，到头来必然是毁掉了事业，害苦了百姓。唐中宗李显时代，许多官吏都是因为进献了珍奇的器物而任用的，遍野都是由于接受的贿赂而授的封地，其结局只能是“如火投帛，安得无败”?

　　“善事上官，无失名誉”早已为古代贤明帝王和官吏所鄙视，难道今天还会有人从历史圾堆里拾来当作升官进爵的利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