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曾被捆绑从鲁国押到齐国，在路途中他又饿又渴，经过绮乌时向封人（边防人员）讨吃东西，绮乌的封人跪着喂他食物，很是敬重他。看到管仲感激涕零，封人就私下里对管仲说：“你如果流放到齐国侥幸没有死还被齐国任用，将要怎么回报我呢？”管仲说：“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仍然要任命贤能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评定有功劳的人，我用什么报答你呢？”封人听后面带怒色而怨恨不已。

　　这则《韩非子》中的故事讲述了管仲大公无私、用人不私的可贵，即使是封人有恩于他，他也不肯丧失原则，值得后世称赞肯定。然而，他这种不近人情的用人之道却不是一贯的做法。

　　据《史记》记载，管仲临终之前，齐桓公前往探望，问他：“群臣中谁可为宰相？”管仲含糊其词地回答：“知臣莫如君。”齐桓公直接询问起他心目中的宰相人选来：“易牙如何？”管仲回答：“杀儿子以讨好国君，不是人之常情，不可任用。”齐桓公又问道：“开方如何？”管仲答道：“舍弃双亲却来侍奉国君，不是人之常情，不能接近。”齐桓公接着问：“竖刁如何？”管仲仍然不赞同：“自宫来侍奉国君，不是人之常情，不能亲信。”

　　在这里，管仲又着意看重起人情来，认为“杀子以适君，非人情”“倍亲以适君，非人情”“自宫以适君，非人情”。连续三个“非人情”，告诫齐恒公对不讲人情人性的易牙、开方、竖刁不可重用。而当管仲自己受到封人恩惠，却认为讲人情是有害的。这岂不是管仲的自相矛盾，自我变通？

　　对于这一看似相悖的问题，如果盯着人情去衡量管仲的做人做事原则，则容易陷于思维参照系的陷阱。实际上，管仲对于封人和易牙、开方、竖刁的人情问题，并非意在人情，而是选人用人的标准和风气问题。绮乌封人对管仲“跪而食之，甚敬”，看似救人于危难，却有着“将何以报我”的企图，其实就是一种赤裸裸的“人情贿赂”。而易牙听齐桓公说没吃过人肉，便将自己儿子杀了，煮熟了给齐桓公吃；开方自从来到了齐国，十五年不回家探视父母；竖刁听说齐桓公后宫无人管理，又怕齐桓公嫉妒心重，就干脆自宫后帮齐桓公管理后宫。

　　这三人所作所为，看似感天动地的“忠诚”，但这背后何尝不是以极端的方式对齐恒公施加一种重磅的“人情贿赂”呢？因此，并非管仲对于人情的前后自相矛盾，而是他有着社稷为重、明察忠奸的原则和远见。在他看来，惯于施以“人情贿赂”的，必然别有用心、怀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始终在算计着自己的投资回报，一旦达不到预期，就会露出狐狸的尾巴。

　　事实上，管仲死后，齐桓公并没有听从他的忠告，还是重用了易牙、开方、竖刁。当齐桓公病重卧床不起时，却无人问津。此时的乱臣易牙、开方、竖刁正忙着另立新君改投靠山，怂恿齐桓公五位公子互相争权，从“不爱其身、不爱其子、不爱其亲、只爱其君”的“忠臣”蜕变成无情无义、忤逆不孝的奸佞小人，以致“停尸不顾，束甲相攻”。英雄一世的齐桓公在权臣和儿子们的争战中孤独地死去，他的尸体在床上放了整整67天，尸体爬满蛆虫。

　　现实中，这种古来有之的“人情贿赂”并未失传，尽管不会像绮乌封人“跪而食之”那样呕心，也不会像易牙、开方、竖刁“杀子、倍亲、自宫”那样极端，但小恩小惠的表示，时常坐坐的联系，百般夸赞的迎合，逢年过节的礼节，暗地资助的友情，帮难救急的好意，却是非常普遍的存在，看似对你很贴心、很温暖，其实是冲着权力和利益而来，又如何不是另有所图的“人情贿赂”呢？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围猎”，更具贿赂的隐蔽性、欺骗性。此时，就需要当事者如同管仲一样，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力，不为虚情所动、不为伪善所惑、不为假意所误，始终站在公道和正义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