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1年，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采纳赵普建议，摆下“鸿门宴”，巧妙威逼利诱石守信等大将交出兵权。在批量解除开国武将兵权后，宋朝步入文人掌兵时代。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赵匡胤并非不知此理，但在他出生入死的那个年代，太多武人的背叛教训早在他的心里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

　　904年，朱温弑杀唐昭宗，从而撕掉了称霸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沉浸于称帝欢乐中的朱温很快收到了“升级版”的反叛回报：朱温后来被次子朱友珪所弑，而仅仅不到半年时间，龙椅上屁股还没坐热的朱友珪便遭遇手足相残，被四弟朱友贞所弑。反叛与被反叛，又何止后梁？

　　深耕中国政治史、史学史和世界史的史学家王宏杰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大唐灭亡历经五代到宋初，中原就发生了十六次皇权更迭，其中有十一次是通过篡位、弑君、阴谋和战争完成的”。赵匡胤有句千古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话针对的本是南唐后主李煜，又何尝不是他多年的心里话。

　　在中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唐宋两个朝代间各方势力厮杀、帝王腾挪的数十年往往不为人注意。本书中，王宏杰将研究视角投向了这个混乱的时代，即从后梁建立到北汉灭亡的大半个世纪。从时间发展的纵轴上看，五代十国跨度比三国长；从群雄逐鹿角度看，五代比三国更为混乱，各方势力之多其实远不只“十国”。三国时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在五代朱温则重复了曹操当年的这一“壮举”。

　　俗话讲，礼失求诸野，乱世看人心。相较于帝王将相的叱咤风云，王宏杰更在意五代十国日渐崩坏的人心。五代各路枭雄大多起于社会底层，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大都堆满了尸体，长年征战养成了许多人多疑的性格。王宏杰笔下的四川节度使“王建多疑”“雄机多猜”；荆南节度使成讷“偏狭、固执、多疑、不容人的性格尽显无疑。成讷的偏执多疑达到极点，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不放过，最后亲手杀掉所有的孩子，以至于‘绝嗣’”；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因为担心部将“田頵得志，必为王患”，到手的杭州又放掉了；屠户出身的王绪才不及人，“多疑忌，部将有出己之右者皆诛之”“连自己的妹夫也不放过”，亲情也盖不住对权力的疯狂垂涎。多疑枭雄的身边，往往离不开一些心怀鬼胎、煽风点火的谗臣。李克用因听信谗言，忍痛“将义子李存孝车裂而死”。

　　而凶残是各路枭雄的又一重要“品质”。如同朱温的后人，李克用身后，曾经打得梁军满地找牙的李存勖却被义兄李嗣源所灭；陷入同样悲剧的还有称霸岭南的刘，他死后，“他的一群儿子们自相残杀”；死后同样陷入诸子争位，血光四起的还有继嗣兄位的王审知；王都囚禁了养父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并杀死了所有王氏子孙和王处直的亲信，从此大权独揽”；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最后会死在儿子刘守光的手上；一些枭雄还喜欢秋后算账。王处直对那些曾经发动兵变杀死其养子李应之的人一一记在心里，他日找了借口一个个悄声无息地除掉。而杨行密为除掉叛将朱延寿，“装盲三年，面对姬妾仆役的无礼也隐忍不发”，面对潜在威胁，他用铁血手段，不惜杀弟休妻……

　　忠诚在那个时代形同废纸，强者成了王道。五代乱世中，绝大多数割据政权的开国君主势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血流满地。殷鉴不远，赵匡胤又怎会坐等身边武人重复他的“发迹”之路？

　　曾编撰《新五代史》的宋人欧阳修评价五代，“干戈不息、乱贼横行”“礼崩乐坏，三纲五常灭绝”，礼崩乐坏的五代十国时期，不受约束的欲望张牙舞爪，群魔乱舞，这也是王宏杰笔下的乱世人心。王宏杰指出，欧阳修每每写及这些，常以“呜呼哀哉”感叹。不过，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还收到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其自己尚“以武功治祸乱”，而其后代逐渐沉迷于士大夫舞文弄墨、吟诗作对的娱乐生活。赵匡胤去军事化的结果，变成了其子孙们对“武治”的日渐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