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的故事，世代相传，众所周知。可是，关键变量“五斗米”究竟何谓，却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概括起来，大概有四种解说。

　　第一说可称“日俸说”。起初，人们以为“五斗米”指月俸，但“五斗”仅相当于现在的16斤左右。如此之少，绝不可能！于是，有人主张“五斗米”指日俸。当时官员的俸禄是“半钱半谷”，即钱、米各占一半。陶渊明所任县令，月俸米15斛、月钱2500文。一斛是10斗，那么日俸正好是5斗米和83文钱。据此可见，县令的俸禄还是比较优厚的。

　　该主张的问题在于，东晋官员俸禄的具体情形，史书并无载明，只能依据东晋之前的有关记载作一推测。据载，东汉延平元年（106年），县令俸禄，大县月钱4000文，米30斛；中县月钱2500文，米15斛；小县月钱2000文，米12斛。陶渊明任县令的彭泽县为大县，应为月钱4000文，米30斛，换算为日俸，即133文钱、10斗米。“日俸说”为了迁就“五斗米”而故意选了中县的较低俸禄，实在勉强。何况，陶渊明任彭泽令时为公元405年，与东汉延平元年差了300年，实际俸禄情况恐早大相径庭。

　　第二说可称“道徒说”。东晋时，道教盛行，其支流“五斗米道”，士族之中，信服者很多，书法家王羲之父子就是代表。今人张宗祥据此指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斗米”，实为“五斗米道”。张氏猜测，从郡里下来的督邮，可能就是一名五斗米道徒，却让陶渊明穿戴整齐前去见面，这让陶渊明如何忍受？

　　逯钦立继而认为，陶渊明第一次出仕，是任江州别驾祭酒。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为五斗米道徒，王凝之的父亲王羲之是老一代五斗米道徒，也曾任江州刺史。王氏父子在江州大搞五斗米道，所设别驾祭酒一职便与五斗米道有关。逯氏推测，游好六经、有志济世的陶渊明，显然与这种迷信道门格格不入，因此只干了很短时间，就自行解职回家。“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应该解释为，连王凝之那样的大人物我都不愿向他折腰，辞职而去，现在督邮这种“乡里小人”更不能让我折腰！此说的问题在于，主观臆断太强。陶渊明辞去江州祭酒一职，已是十多年前事，当时他似乎并未对上司有何不满，正史记载其原因，只有四个字——“不堪吏职”。

　　第三说可称“食量说”。缪钺认为，“五斗米”应指当时士大夫的食量。许多史料表明，其时士大夫的食量就在每月五斗到七斗米之间，取整数说“五斗米”也没大差。因此，陶渊明说“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可以解释为：我一个人每月有五斗米就勉强够吃了，再多也不需要，何必为求一饱而低三下四！此说通达而有根据，合于情理，最宜参用，但食量问题也因人而异、难有定数。

　　第四说可称“增俸说”。吴国富认为，陶渊明任职彭泽令的义熙元年，朝廷头等大事是清缴叛逆桓玄的残余势力。江州刺史为配合此事，在辖区内竭力课集军粮，搜召舟船，并出台激励政策，大概就是完成任务者，给各地官吏增加俸禄，完成率越高，增俸额度越大。具体额度，并未明说。不过，韦昭《汉书注》有记载，汉宣帝时“若食一斛则益五斗”。意思是，增俸最高额，可达50%。这给了后人很大的想象空间。熟读《汉书注》的陶渊明，应该也知道此事。

　　从郡里下来的督邮，负有督查各县任务执行情况的职责。县里吏员建议陶渊明，最好衣冠整齐去见督邮，给其留下好印象。陶渊明此前早有归隐之意，此时闻听此言不想再忍，愤而辞官，理由是“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这话可理解为，哪怕增俸额达到“食一斛益五斗”的程度，我也不愿去讨好。

　　行笔至此，“五斗米”究竟何解，仍难定论，不过，就此问题进行的种种探讨，却给我们展开一幅幅历史画面，引人走进陶渊明时代的真实场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