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铡美案》是一出清官戏。一句“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她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唱腔，将包公不畏强权，敢为进京上访民妇做主，还秦香莲公道的清官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然而，古代上访真那么容易吗？

　　肯定不会。从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来看，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貌似一致，实则各有诉求。一方面，地方要对上一级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负责完成，包括钱粮、赋税的征缴，兵役、徭役的派遣，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一方面，彰显官员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就是域内无违法乱纪案件，更无冤假错案发生。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上访案件，甚至出现像秦香莲一样，越级京访案件，中央和地方都会有压力。

　　压力就是动力。在权力不受控制的皇权时代，一个地方的权力拥有者，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小型皇权拥有者。简单说，处于弱势群体如秦香莲者，就算受了凌辱，遭遇权力拥有者的不公，除了忍气吞声，要想凭一己之力，突破从村、乡、县、府、省的围追堵截，将诉状呈送到中央有关大员的案头，简直比登天还难。

　　古代人讲究“冤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一般而言，不到万不得已，老百姓是不会选择打官司告状，来为自己维权的。一旦选择了打官司告状，肯定早把自己和家族的生死置之度外。也就是说，这样的选择，等于选择了同中央到地方，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府和权力集团作对的立场。所以，如秦香莲一样上访者，能够沉冤得雪的希望几近为零。

　　可以设想一下，在以马车为出行工具的古代，秦香莲从老家均州（丹江口）到北宋首都汴梁（开封），按今天高速线路丈量为四百五十公里，也就是说（直线距离）近千里路。一路上，秦香莲是如何带着一对儿女，晓行夜宿，车马、行李及随行仆人一干人的费用，是如何支撑的？此其一。其二，近千里的路上，官府只要非常温柔地通知，不让沿路店铺和秦香莲进行交易，就可以让秦香莲乖乖地接受眼前的现实。

　　况且，大权在握的地方官府，哪会如此“温良恭俭让”？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人，依据朱元璋颁布《大诰》“民可以告官”规定，赴京状告本县官吏为害百姓案件。然而，在进京上访者路经嘉定淳化镇时，还是遭到巡检何添观故意刁难，无理阻挠，弓兵马德旺索要钱财。

　　案发后，弓兵马德旺枭令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令。朱元璋批示：“今后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然而，朱元璋的后世子孙，并没有逃脱“人亡政息”窠臼。之后的明代史藉，再无民告官记载，却只能从安遇时通俗小说《包公案百家公案》中，寻找慰藉。

　　《铡美案》故事，即脱胎于《包公案百家公案》。按缺什么就吆喝什么推断，当时，明代的现实社会，特别需要清官和清官戏的引领。现实中官场的黑暗，平头百姓被官府欺凌的不堪，火山一样愤怒的情绪，急需一个发泄的出口。在这个问题上，庙堂与江湖出奇一致，一起推举包公为共情代言。

　　于是，遭遇黄衣使者“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抢夺的卖炭翁，承受“县官编丁著图甲，悍吏入村捉鹅鸭”平头百姓，企盼改变“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的现状，怎奈官府“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戏码依然上演。这样大背景下，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偏远农村的秦香莲，能果腹续命已属万幸，还奢望上京拦“清官”轿告状“讨说法”，也只能在戏剧舞台上，实现坏人得诛，好人好报的良好愿景。

　　尽管，戏台上的清官与清官戏，秦香莲申冤得雪，陈世美作恶得诛的愿景，如梦一般转瞬即逝，善良的人们依然虔诚珍视。因为，心中有梦，就有希望。这正如酒于男人，少饮有益，多则伤神。所谓“梦是一个人与自己真实的对话”，清官与清官戏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