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元年春，汴梁城寒意未消。宰相李沆抱病来到垂拱殿，将一叠奏章呈给宋真宗。这些奏章详细记录了全国各地的灾情：永兴军路发生蝗灾，河北路洪水冲毁农田，淮南地区三千顷圩田被淹。年轻的皇帝翻阅奏报时眉头紧锁，刚刚经历澶渊之盟的他，脸上还带着未褪的疲惫。

　　参知政事王旦对此颇不认同。他劝李沆：“这些地方事务应交由六部处理，何必日日惊动圣驾？”六十二岁的李沆回答：“陛下正值壮年，若不知百姓疾苦，必会沉迷享乐。我时日无多，将来这些忧患，都要由陛下承担了。”

　　这位山西籍宰相以清廉著称，自真宗继位以来，他始终保持着奏报灾情的习惯。咸平二年（999年），朝廷计划扩建玉清昭应宫，李沆曾直言进谏：“一根梁柱的花费就需亿万钱。”最终迫使工程缩减规模。他深知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表象下，潜藏着更大的危机。

　　随着病情加重，李沆在最后一次面圣时特意携带《贞观政要》。他指着书中魏徵劝谏唐太宗的章节对真宗说：“帝王年少时，应知晓农耕艰辛。”当时御案上放着王钦若进献的《祥瑞图》，李沆当即将此图撤下，告诫皇帝：“谄媚之言如同毒酒。”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李沆病逝两年后，王旦亲眼见证了老宰相的预言。宋真宗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动用八千工匠修建会灵观。丁谓等人督造玉清昭应宫，所用石材木料皆极尽奢华。王旦捧着劝谏奏章进退两难，终于明白李沆当年坚持奏报灾情的深意——那些看似琐碎的灾情奏报，实则是悬在君王头顶的警钟。

　　据《宋史》记载，李沆任职期间坚持“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这种政治智慧源于他对历史的清醒认知：太平盛世往往暗藏危机。景德年间看似稳固的朝局，实则已埋下隐患。西北边境党项族势力逐渐壮大，而汴河上满载沉香木的漕船，正为日益频繁的祭祀活动输送物资。

　　黄庭坚在《跋李沆碑》中评价：“不以权术治人，唯以天道警君。”这种忧患意识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得到印证：当边境守将奏报党项异动时，真宗正忙于筹备泰山封禅；当各地灾情奏报雪片般飞来时，丁谓等人却在讨论宫室彩绘的样式。李沆生前收集的灾情文书，最终都湮没在皇家档案的尘埃里。

　　元祐年间史官整理典籍时发现，李沆所有奏疏都未提及个人政绩，字里行间尽是民生疾苦。这位被王夫之称为“宋室柱石”的宰相，用最后的生命坚守着士大夫的忧患传统，在“天书封祀”的狂热年代，留下了最冷静的政治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