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华夏历史长河，若论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珍视、对精神充盈境界的向往，魏晋无疑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作为“人的觉醒的时代”（李泽厚语），那被后世反复追忆咀嚼、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实则正是个体意识的空前觉醒！尽管那时每个人活法不尽相同，具体生活样貌和目标追求各异，但那种对生命本身最深沉的眷恋与最热烈的拥抱，基本是一致的。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的喟叹，恰是这种时代精神的注脚：“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那是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暮春时节，天朗气清，流水修竹，名流雅集，畅叙幽情，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正因为经历过美好状态的浸润，当衰亡真的降临，魏晋名士们往往能坦然接受，自然面对，超然应对。

　　就拿王羲之七子中最著名的两个——王徽之（子猷）和王献之（子敬）来说，尽管兄弟俩志趣迥异：共读《高士传》，弟弟献之倾慕东汉井丹的高洁博学；哥哥徽之却更欣赏西汉司马相如的不拘礼法,“慢世”不羁。后来二人的生命轨迹也完全不同：献之官至显赫的中书令（宰相），徽之则弃官归隐会稽，寄情山水，过着天高云淡的自由生活。但这并不影响兄弟俩的感情最好，情义最深。

　　时间转眼来到了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这一年，“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世说新语·伤逝》）

　　这段往事令人动容。王献之死时，哥哥徽之并不知道，两天下来没听到弟弟消息，于是猜测献之已不在人世。随后便驾车奔丧，一路情绪平静。子敬向来喜欢弹琴，子猷一直走进去坐在灵床上，叫人拿来弟弟生前的琴，俯身弹奏，竟不成调，于是把琴扔在地上说：“子敬啊子敬，你的人和琴都死了！”于是痛哭了很久，几乎要昏死过去。过了一个多月，王徽之也死了。 

　　弹不成调，当然不是琴的问题，而是悲从中来，不可遏抑。徽之献之，各得其所，各遂其志，却以如此震撼的方式同年而终，完成了生命最后的共鸣。

　　这般直面死亡、以最本真方式宣泄哀思的故事，在魏晋并非孤例。名士顾荣（字彦先）生前亦好琴，逝后家人以琴置灵床。好友张翰前来吊唁，悲不自胜，竟也登榻抚琴，弹奏几曲后，抚琴长叹：“彦先啊！你可还能再赏此音？”言罢大恸，执孝子手离去。

　　面对美好生命的逝去，面对至亲好友的永别，魏晋士人并不囿于世俗礼仪，他们或抚琴，或纵酒，或长歌，或起舞……以任何能承载内心巨恸、能告慰逝者的方式，尽情宣泄。这份率性与真诚，源自对生命本身的至高敬意。

　　“建安七子”之首的诗人王粲（字仲宣），生前有一独特癖好——喜闻驴鸣。在他的葬礼上，皇帝曹丕亲临灵堂，并要大臣们一起学驴叫送行——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世说新语·伤逝》）

　　不难想象，在一千八百年前，在王粲的灵堂上，帝王领衔，群臣应和，现场驴叫声此起彼伏，是何等情形。其间没有强迫，唯有对逝者的真诚致敬，以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方式来悼念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恰是魏晋精神最耀眼的闪光——挣脱儒家礼教的束缚，回归生命本真，“魏晋风度”的魂魄就在这里。

　　生命诚可贵，不过三万昼夜。魏晋名士们用“古琴吊丧”的悲怆、“驴鸣送葬”的率真，乃至所有不拘一格的生命表达（如顾和的捉虱子，嵇康的打铁等），在历史的星空中划下了一道璀璨的轨迹。它时时昭示我们：珍视生命，不仅在于其长度，更在于其觉醒与率性，自为与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