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山下初逢，钓鱼台上闲话。我和泽健兄因学结缘，是为同学。少年轻狂的我和书生意气的他性格迥异，却不影响我们始终的契情。蓦然回首，我竟然感到诧异。   

　　泽健兄温文尔雅，莫说与人争吵打斗，就算放纵的大声喧嚣，在我的印象里也绝然没有。与我的率情好动不同，他天生即文人气质。当我恣意于登山攀岩、踢球挥拍及舞枪弄棒之时，他更多的是向书本默默求索，温和地与他人交流，虚心地向师长请教。这使他在学问上收获颇丰。大学就读期间便时有小说、散文作品发表在《抱犊》《枣庄日报》上。　　

　　也许经过高考，学子们便多会陡然放松，怡情于青春的姿彩。六十分万岁往往成为多数人的信条。1984年的大学，那还是包分配的年代，又极少有考研的需求及条件。而泽健兄则属于依然默默沉浸于学问的少数。而后看来，这是难能可贵的明智。　　 

　　我们的校园依偎在九龙山下，山路石阶紧傍宿舍。自然，习读之余，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吃喝玩乐，登山漫步，挥洒青春，畅谈人生。形影相随的生活密切了我们的友情。

　　毕业后，我分配到乡下，泽健兄分配到滕州市里学校执教。距离远了，我进城时常会到他那里转转。有一次，在那二层小阁楼（美国传教士留下的）的宿舍里，他让我弄墨，给那小屋题写“诗阳斋”三字。于是他那间在北面一侧的小屋更充满富有文人气息的诗意与阳光了。

　　再后，他调到滕州日报社，负责“荆泉”副刊的编辑工作。嘱咐我，可以写点东西。于是我随手写下一篇散文诗《人生如花》，那是我的第一个铅字作品。可惜稿费太低，没有激发我发表文字的积极性。有时率性写些文字，也不去积极发表。渐至于今日江郎才尽了。　　

　　后来他开始了人生的大跨度，南下温州。先在平阳报社，从事他擅长的编辑工作，而后转行行政单位等。我只是高兴，也不曾细问。我们不曾约言“苟富贵勿相忘”，当然也不会有功利的交往目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就放心了。

　　但他常回家乡，先是敬孝二老，后来看望兄姊或者家祭。他便候鸟般往来于江北江南。回故乡时，他往往事先与我告知——近日回家，有空，可以一聚。于是我便高兴地等他回来，和写小说的闵凡利弟一起小酌，一般不过三五人。 兴致未尽，我们便信步家乡的小路，看故乡的原风景。或漫步古薛两千多年前的故城墙上，或徘徊在古老的孟尝君祠庙之中，或流连在翠竹谷的山林之间。

　　四十余年来，无论山高水远，还是工作殊途，地位变迁，却丝毫不曾改变我们的同窗之谊。这对于看惯世态炎凉的我来说，无异一种温暖。而每当收到那来自远方的问候，分享到他江南的风土民俗，以及浙地的异乡土特，岭南的春茗茶香，则感到一种莫名的人间关怀。

　　泽健兄回来，除了尽孝悌之情，大多时候还要拜访一些老师，以及家族的长辈。他出生成长于孔孟之乡的齐鲁，工作奋斗在儒家文化再兴的东南小邹鲁。所以他更重礼数。他既有齐鲁人的重情重义，又有江浙人的勤敏开拓。

　　若问江浙齐鲁哪个在他心中更重，我觉得他已把齐鲁看作自己的根。这里有他的父老乡亲，师长朋友，更有他的宗族祖先，父母长眠。多年前我们一起徘徊在他家乡大康留村的唐槐树下，我已看出他对故土的千般流连。　　

　　故乡是放不下的背囊，乡情乡愁是最难割舍的情怀。他常说，“无论在何方，我是滕州人”。而对我来讲，我们之间已不是同学的概念，我心深处，他是我从没红过脸的莫逆兄弟，是我捧在手中的江南茶香。我是他遗落故乡的一份情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