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僚选拔制度中，科举考试、恩荫世袭、军功授爵等途径广为人知，但有一种特殊的入仕方式鲜少被提及，那就是：挽郎入仕。这是一种与丧葬礼仪密切相关的选官制度，主要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谓“挽郎”，是指在皇室或高官显贵的葬礼上牵引灵柩、唱诵挽歌的青年男子，他们因仪容端正、才学出众而被选拔，并由此获得入仕资格。这一制度既反映了古代中国“事死如事生”的丧葬文化，也展现了官僚选拔体系的灵活性与多样性。

　　“挽郎”一词的出现虽较晚，但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丧葬礼仪。《周礼》记载，贵族葬礼中设有“挽歌”之制，即由专人唱诵哀歌以送亡灵。汉代时，挽歌成为丧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晋书·礼志》称：“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这里的“执绋者”即牵引灵柩绳索的人，多为年轻士子或低级官吏担任，他们因参与丧礼而获得一定的政治认可。

　　“挽郎入仕”真正制度化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导致门阀士族垄断仕途，寒门子弟难有晋升机会，而皇室和高门大族的葬礼需要大量仪容端庄、略通文墨的青年参与，这为寒门才俊提供了一条特殊的入仕途径。《宋书·礼志》记载，刘宋时期，皇室丧礼常选“公卿以下子弟六品以上为挽郎”，入选者可直接授官。北魏孝文帝改革时，也曾明确规定挽郎的选拔标准，入选者可获“出身”资格。

　　唐代是“挽郎入仕”的鼎盛时期。由于科举制度尚未完全成熟，挽郎成为贵族子弟快速入仕的重要途径。《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挽郎，取三品以上子孙及五品以上子弟为之，皆以门荫补官。”唐高宗永淳元年，武则天为其母杨氏举行葬礼，一次选拔挽郎多达百余人，其中不乏后来位极人臣者，如宰相张说早年即以挽郎身份入仕。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挽郎入仕逐渐被视为“门荫捷径”，在唐末五代后逐渐式微，至宋代基本消失。

　　挽郎的选拔极为严格，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家世背景：唐代多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以确保其出身高贵；仪容风度：需相貌端正、举止得体，以符合丧礼庄重氛围；才学基础：需略通文墨，能诵读挽歌或撰写哀词；年龄限制：一般为16至20岁的未婚青年。

　　挽郎的主要职责是在葬礼上牵引灵柩和唱诵挽歌。唐代葬礼中，挽郎分为多组，每组人数依死者身份而定，皇帝葬礼可达数百人。他们身着素服，手持白练，随灵柩行进，同时吟唱《薤露》《蒿里》等传统挽歌。这一过程既是礼仪需要，也是展示个人才貌的机会。

　　挽郎并非直接担任实职，而是获得“出身”资格，类似于明清时期的“监生”。唐代挽郎通常被授予“太常寺斋郎”“秘书省正字”等闲散官职，作为步入仕途的起点。由于挽郎多为贵族子弟，他们往往能通过家族关系迅速晋升。如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早年即以挽郎入仕，后凭借政治手腕跻身权力核心。

　　挽郎入仕反映了古代中国“丧礼政治化”的特点。皇室和高官的葬礼不仅是私人哀悼活动，更是展示权力结构与官僚体系的重要场合。通过选拔挽郎，统治者既能彰显对逝者的尊崇，又能借此笼络贵族子弟，巩固统治基础。

　　在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挽郎入仕为寒门才俊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尽管唐代挽郎多为贵族子弟，但仍有少数寒门通过这一途径跻身官场。如《旧唐书》记载，诗人李贺因其父早逝，家道中落，后以挽郎身份入仕，虽终身未得高位，但得以施展才华。

　　挽郎需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因此这一制度间接促进了哀挽文学的发展。唐代许多著名文人都曾创作挽歌，如白居易的《挽歌辞》、元稹的《遣悲怀》等，这些作品既用于丧仪，也成为文学经典。

　　随着科举制度在宋代的完善，挽郎入仕逐渐失去存在价值。科举以才学取士，远比依赖门第和仪容的挽郎制度公平，因此后者自然退出历史舞台。明清时期，仅保留少量礼仪性职位（如“鸣赞”“序班”），但已无实际政治意义。

　　“挽郎入仕”是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一段独特的插曲，它融合了丧葬礼仪、政治选拔与文化传承，成为历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现象。尽管这一制度早已消亡，但其背后反映的“礼制与政治互动”的逻辑，仍值得今人深思。在浩繁的史册中，挽郎的身影或许微不足道，但他们曾走过的道路，却是中国古代社会多元仕途的一个生动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