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七周岁，要上学了,爷爷给我起了个学名。我们的辈分和孔孟家族差不多，也是“兴玉传继广，昭宪庆繁祥”。起名也讲究，玉字辈名带贝，高祖讳玉贤；传字辈名带日，曾祖父讳传鲁；继字辈带月，祖父讳继胜；广字辈带山，父亲讳广崙。我这辈带水，给我取名昭湖，字明泊。父母及长辈很在意，从我上学只喊学名，再也不叫乳名了。

　　我是在滕县东关春秋阁小学上的学。学校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岗子街北头春秋阁旧址，一部分在岗子街南头东西大街路北的一个大四合院里，老师教学有时需两边跑。母亲背着给我缝的绣了小红花的白帆布书包，书包里装着一块小石板（那时纸张紧缺，都是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带着个小板凳（那时学校经费紧张，要自带板凳），送我到南边那个四合院里报到。

　　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姓黄，是个年纪较大胖胖的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她高度近视，戴着眼镜好像也看不很清。那时候，我们见了老师都要鞠躬。有次黄老师到北边学校上课路过我家，几个大孩子捉弄我，叫去给她鞠躬。我个子矮小，跑到黄老师跟前鞠躬，黄老师没看见，碰着我栽了个跟头，把我压在了身子下面；那几个大孩子却偷笑着跑了，还是黄老师起来后，赶快扶起我，和蔼地问我伤着没有？我感到很内疚。

　　因为那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家庭都比较穷，孩子们上学的年龄大小不一，有我这样七八岁的，也有十五六岁的。那些大孩子很调皮，经常出歪点子捉弄我们小的，搞些恶作剧。我上二年级时班主任也是个女的，叫杨阿英，年轻漂亮，穿着花裙子，经常领我们做游戏。那些大孩子就在她领我们做老鹰捉小鸡游戏时，偷偷用笔在她裙子上写坏话；杨老师知道后对他们进行教育，当玩笑过去了，依然对同学们很关爱。她很喜欢我，领我们看电影时都把我抱着，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抚。

　　教算术的是李老师，她怀着孕也教得很认真，背口诀、做演算，一丝不苟，我算术学得好，几乎每次都考5分，和她的教导分不开。我语文较差，基本都在3分；我最怕的是“爬”黑板，每次点名上去字都写不好，因为我从小就有手哆嗦的毛病，越上黑板越哆嗦，后来老师也就不再点我爬黑板写字了。我五音不全，音乐课也上不好。美术课就学会了画房子，其他也学不好。记得我同桌叫张义明，把小羊画到房顶上吃草，老师说这是一大发明，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三年级班主任姓宫，是个男老师。给我们上体育课，很少教我们打球、跳跃等运动，每次都是做做操、跑跑步后，就领着我们到路南池塘边或东头荆河边的树荫下，给我们讲故事。他讲得津津有味，我们也听得饶有兴趣。记得最清楚的是“鸡毛信”的故事，赶羊孩子给八路军送信，历尽风险把信送到，还引鬼子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打得他们鬼哭狼嚎，让我们钦佩不已。

　　那时正搞“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学校让我们捉苍蝇，按年级高低，三年级往上每天每人200至500，捉不够不准回家，每次我都被留下。有时宫老师叫我上街买煎包，回来一块吃；吃完叫我继续捉苍蝇，直到捉够数，才让我回家。

　　那时正赶上1958年，高举三面红旗贯彻总路线，学校除了教学，还要组织劳动。宫老师带着我们到塔寺（龙泉塔，老百姓当时都把那里叫塔寺）一带，捡麦穗、割草送给生产队。那时塔四周是田野，坑洼不平，但绿树成荫，庄稼旺盛，东边荆河清澈见底，鸟在水中飞，鱼在云里游，风景很美。我们一边劳动，一边玩耍，都很尽兴。

　　宫老师严肃认真，但对我们很关爱。有次我在教室里和同学打闹，不成想跨跃课桌时，摔到地上昏倒，吓得同学们呜呀乱叫；宫老师得知后，二话没说，抱起我就往街道门诊部跑。大夫看了，说没大事，有点惊厥，很快会好，宫老师才放心地把我领回学校。

　　因当年木石一带勘探发现了煤田，还说是露天的，政府组织一二十万人会战挖矿。父亲所在的滕县利生机修厂，为支援煤矿建设需搬到木石公社西沂河，他被抽调去那里建厂。当时我兄妹五人，母亲还在厂里工作，忙不过来；父亲就带上我，于十月转到西沂河中心小学上学。从此，我离开了春秋阁小学，至今阔别已逾70年，但学校给我的启蒙教育，黄老师的和蔼可亲，杨老师的关爱有加，李老师的谆谆教诲，宫老师的温暖怀抱，都令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