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群星璀璨。有人渴望登庙堂之高，有人追逐封侯拜相，而有一位诗人，却以山水为怀，不争高位，却诗传千古。他，就是孟浩然。

　　孟浩然，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人，生于武后永昌元年。他出生于一个薄有恒产的书香之家，自幼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与弟弟一起读书学剑，年少时也曾怀抱用世之志，渴望有朝一日能为国效力。然而，命运似乎另有安排。

　　唐睿宗景云二年，二十出头的孟浩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归隐鹿门山。鹿门山上有鹿门寺，山间林木苍翠，古寺钟声悠远。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为何早早选择离群索居？或许，那并非简单的逃避，而是天性中对山水的亲近早已超越了功名的诱惑。他在鹿门山间读书、作诗，听晚钟、看烟树，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日子。

　　然而，孟浩然心中并非没有波澜。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始终在他心底回响。三十岁那年，他写下《田园作》，诗中透露出对仕途的向往与对田园生活的复杂情感。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间，他曾辞亲远行，漫游长江流域，广交朋友，干谒公卿名流，以求进身之机。开元十四年，他在淮扬一带结识了年轻的李白。那时的李白尚是诗坛新秀，而孟浩然已是名满天下的前辈。李白对孟浩然推崇备至，后来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的诗句，那份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开元十六年，四十岁的孟浩然终于下定决心，奔赴长安，应进士举。对于一个已经不惑之年的人来说，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他在长安作《长安早春》，字里行间满是渴望及第的殷切心情。然而，命运再一次与他开了玩笑——落榜了。

　　失意并没有让孟浩然消沉。他在太学赋诗，吟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绝句，名动公卿，满座为之倾倒，连张九龄、王维这些大腕都为之动容。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与王维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终成莫逆。王维比孟浩然小十二岁，却丝毫不影响两人成为忘年之交。据说精通绘画的王维，几乎不为当朝人物画像，却独独为孟浩然画了三幅肖像，足见情谊之深。

　　关于孟浩然与唐玄宗的那次相遇，正史《新唐书·孟浩然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孟浩然在王维处谈诗论文，忽闻玄宗驾到，慌乱中躲到床下。王维据实奏报，玄宗命孟浩然出来相见，并让他朗诵近作。孟浩然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时，玄宗不悦道：“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遂命放归南山。也有学者考证，此事或许出自后人附会，未必完全属实。但无论如何，这个故事流传千年，成为孟浩然仕途梦断的象征。

　　然而，真正的放下，往往发生在失去之后。孟浩然回到襄阳，重新归隐鹿门山。这一次，他是真的放下了。他没有沉溺于失意，而是将全部才情倾注于山水与诗行之间。

　　他在《过故人庄》中写道：“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位老友备好饭菜，邀他去田家做客——村边绿树环绕，城外青山斜立。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雕琢，却让人读来如沐春风。这正是孟浩然诗的妙处：不事雕琢，却意境悠远。闻一多先生曾以“淡”字概括孟浩然诗的风格——淡到看不见诗，却又处处是诗。

　　开元二十三年，孟浩然途经江夏，再次会晤李白。李白站在黄鹤楼上，目送孟浩然乘船东下，写下那首千古绝唱：“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是诗仙，狂傲不羁，却对孟浩然如此敬重。能让李白折服的人，该有怎样的人格魅力？孟浩然的放下，恰恰赢得了世间最珍贵的争——人心的敬仰。

　　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招孟浩然入幕府。但孟浩然终究未能久留，不久便再次归隐。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久闻孟浩然之名，前往襄阳拜访。孟浩然背疽刚愈，却因纵情宴饮，疽发而亡。他的一生，就这样在山水与诗酒中画上了句号。

　　儒家讲修身齐家，道家讲归真返璞，佛家讲放下执着。孟浩然的选择，正是一种对功名利禄的放下，对自然本心的回归。他一生徘徊在仕场之外，虽曾羡慕，却未曾入仕。有人说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有人认为他对山水的爱好是发自内心的。或许两者皆有——正是仕与隐的矛盾，反而激发了他寄情于景、以诗明志的创作灵感。

　　放下科第，不是无能，而是懂得何为适合自己的路；放下仕途，不是看淡天下，而是将心安于天地之间，寻一分更真实的自由。这，就是孟浩然的“不争与放下”。他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只在高官厚禄中；有时，一亩田、一本书、一首诗，就是最圆满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