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头内不时升腾起大量水蒸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熟面味，还有人有一搭没一搭，慢条斯理地拉着家常，锅灶下不时传来柴草燃爆的噼啪声，偶尔还有烤地瓜的焦香和甜味——那一定是有人在滚（烙）煎饼。 

　　这不快要过年了，在农村，又开始滚煎饼了，只不过没有像以前那样，一大筐一大筐的，能吃出正月去，现在只是象征性地滚一些。除了玉米面煎饼，还要烙少许麦子面煎饼。现在待客吃手工麦子煎饼，俨然成了时尚。手工麦子煎饼，麸皮都在里面，口味纯正，易消化，已是不可多得的健康食品。

　　朦胧中是母亲在滚煎饼吗？于是关乎母亲滚煎饼的一个个场景，像奔跑跳跃的珍珠奔我而来，我便一个个地捡起来，放到我的胸前。

　　我记事的时候，已经有了打面机，地瓜煎饼已很少吃，不是上顿棒子窝头，就是下顿棒子饼子。麦子煎饼还有白面馒头是很少吃的，虽是如此，生活也比之前富足了许多，至少不饿肚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兄弟三人，相差无几，都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还有一句话是：几个仔狼，累死老娘。说的是一家人即使有了粮，也要精打细算，这都是母亲的事，能把母亲累个半死。父亲是标准的北方汉子，憨厚的老农民，老婆孩子热炕头，一根长烟杆，一个大烟锅，没有要把家过成强大的想法，只在那几亩地里刨食；母亲的志向却不一般，除了让孩子们吃好喝好，还要让孩子们学文化，有出息。

　　母亲照顾着这个家，三天两头地滚煎饼，这是常态，因为我们弟兄三人个个吃饭都是如狼似虎，一筐煎饼几天就吃完了。这不，煎饼筐又见底了，母亲又张罗着柴火，和好棒子面，又要滚煎饼了。

　　形容母亲的忙，不妨套用一句时髦话：不是在滚煎饼，就是在滚煎饼的路上。

　　首先，从缸里挖出足够的粮食，用簸箕簸一遍，去糠和灰尘，顺带挑一下泥块、小石子。如果是谷子小麦，簸到前面会有带皮的秕谷子秕麦，娘就用手掌在簸箕上来回搓，搓掉皮，再簸，如此三四次，才簸下一箕。然后用地排车拉着粮食，到村队部排队打面，有时得排上半天，不得已就让我们小孩子在那等，约摸着快到了，母亲就快跑着去。回家的这段时间，还能干很多活计，像是一只快速旋转的陀螺。

　　在那之前，主粮就是地瓜干、玉米面，还有高粱仁。小麦是很少的，都交了公粮。地瓜可以煮着吃，蒸着吃，烤着吃，甚至是生吃，但也不能敞开了吃，要长流水，以防日后断了顿。家家都有架起的鏊子，好用的鏊子是养出来的，那就是在每次滚完煎饼后，用油布反复擦，仔细擦。把鏊子放到干燥通风的地方，不让鏊子遇水或水汽，否则容易生锈。油布上要有油，或者油泥，一般家庭的油布上油是不多的，吃的都没有，哪还有油往油布上涂呢，所以要使劲擦，多次擦。

　　滚煎饼离不开竹披子，就是把那些不实落的面糊压实、摊匀的硬竹片，长有半米，宽有3厘米左右，用的时间长了，摊糊子的一头变得又薄又窄，像一个秃了头的匕首。竹披子不能干，否则容易发涩，难用。

　　烧火是一门技术，奶奶、大娘、婶子们烧鏊子，鏊子需要中间比周边热一点，匀称，鏊子底下都是明火，烟雾很少，滚煎饼的人也熏不着，边烧火边拉家常，即使是烧一个下午也觉不着累。

　　母亲一生做事极其认真，没有做到最好，母亲就觉得自己没有尽力，下次再做就要有所改进，摊煎饼就是最好的例子。

　　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变了土地政策：分田到户。无疑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逐年提高，母亲的辛苦劳作，换来了粮食的丰收，除了上交国家，手中余粮，尤其是小麦多了起来，吃麦子煎饼不再是奢侈的事。我上高一时还是全部的棒子煎饼，到上高二就已经以麦子煎饼为主食了。为了能放置时间长，母亲都是再次在鏊子上把煎饼熥干。后来，大哥二哥结婚，分出去单过，母亲的年龄也大了，可还是时不时摊煎饼，还要操劳，更加精益求精，但是动作迟缓了许多。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了一股机器食品热，什么机器煎饼、机器水饺等，风头正盛，一时无二，把人工煎饼、人工水饺给比下去了，人们争相购买，烙煎饼的人也少了。但好景不长，人们感觉到，机器的还是不如人工的好吃，耐嚼，有粮食味。除了滕州一带吃煎饼，沂蒙老区、泰安地区等也是以煎饼为主食。地区不同，煎饼的做法也不同，口味自然不同。

　　不知怎么的，吃来吃去，我最爱的还是滕州煎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