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韦丛，出身京兆韦氏。在门第观念极重的唐朝，京兆韦氏是第一高门贵族。当时人的歌谣：“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氏住在长安城南的韦曲，在唐五代出了二十个宰相，名妓薛涛的恩主韦皋甚至被封王。还经常与皇室联姻，比如中宗的韦皇后就是城南韦氏。但是韦丛却下嫁给一个正九品的小官：校书郎元稹。

　　韦丛的父亲是吏部侍郎韦夏卿。韦丛出嫁不久，夏卿又以从二品的太子少保任东都留守，做的都是权势煊赫、金龟紫绶的高官。韦丛是嫡女，生母裴氏，是玄宗皇帝的宰相裴耀卿的孙女。河东裴氏，从魏晋时期就是高等士族，在唐朝出了十七个宰相。似乎很难理解非进士出身、二等门第且官职卑微的元稹为何有此好运。

　　韦丛虚岁二十嫁给元稹，七年后去世。她能知名后世，得益于元稹为她所作的几首悼亡诗。比如《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但韦丛跟着元稹确实没过上好日子。元稹诗里悲叹，“贫贱夫妻百事哀”。在韦丛的祭文中承认韦丛嫁给他之后，“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不饱穿不暖。元稹只能做出宏阔而缥缈的承诺：“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韦丛七年间生了五子一女，但仅名叫保子的女儿长成，后来嫁给顺宗、宪宗两朝的宰相韦执谊之子校书郎韦绚。也是京兆韦氏，也是校书郎。

　　元稹幼年家境贫寒，八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寄居外祖父家讨生活。十五岁明经及第。唐代科举明经容易而进士更难。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所以明经远不如进士科受重视。元稹及第后即在家“守官”，也即候选。这一等就等了十年，这期间“苦心为文”，成为诗文大家。唐朝科举归礼部，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及第后若想得官，还得参加吏部试，相当于公务员考试。元稹贞元十九年三月参加吏部试平判科入高等，授秘书省校书郎而正式入仕。这年他二十五岁。之前他跟“崔莺莺”谈过一次流传千古的轰轰烈烈的恋爱。元稹把这段恋情写成《会真记》，也叫《莺莺传》，后人又据此改编成剧本《西厢记》。

　　秘书省是皇家图书校修和管理机构，校书郎大约相当于图书编辑，现代人一般以为是没出息的冷官闲曹。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是不明白图书在古人心目中的价值和意义。

　　一直到民国年间，图书在官绅士庶心目中都是非常神圣的。不仅是书，哪怕一片有字的纸，人都不敢亵渎。“敬惜字纸”成为一种民族敬畏传统。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图书是非常珍贵的资产，更是文化和学术权力的象征，在古代类似于信仰。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斯文扫地，图书才沦落到被轻蔑的境地。所以今人一说到著书修书，大多以为是没出息的营生。从积极的角度说，这是知识平民化的结果，有利于打破传统知识阶层对文化的垄断。从消极的角度看，这或者就是一种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堕落。图书乃至文化在大众心目中，已经“万言不值一杯水”。

　　在古代，凡是涉及书和文学的职位，大都号称是“清华之选”，意思是职位清高贵重。即使品级不高，也倍受尊重。而与书和文学无关的则多是风尘俗吏，即使职位较高，也不受尊重。明清时代的翰林，号称储相，意思是储备中的宰相。翰林一般分三种，授予状元的翰林院修撰，二甲以上的为编修，三甲出身的为检讨。这都是编书的。除了状元能既修且撰。编修就只是个编辑，而三甲出身的检讨只是校对。当然这只是名义上，实际上他们的职责没有区别。无论哪种翰林，都是清贵之选。比如曾国藩就是翰林院检讨。但是他十年时间就由从七品的检讨升到了正二品的礼部侍郎。别小看编书的、校对的，这都是宰相的胚子，前程远大。

　　唐人尚武功，更重文学。宣宗皇帝最景仰进士，曾在皇宫殿柱上自题名曰“乡贡进士李道龙”。所谓乡贡进士，就是到朝廷参加进士考试的举子。元稹是明经而非进士出身，获得校书郎的职位按说有一定难度，还是得力于他的文名，所以在参加吏部试中选后，授职士子最艳羡的正九品秘书省校书郎。

　　唐朝有五个机关有校书郎的职位，都为当时人所看重，但最受尊重的还是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的职数，《新唐书》说十人，《通典》说八人，但在贞元年间减少至只有四人。此时与元稹同任校书郎的还有大他八岁的白居易。秘书省校书郎，一般由士族出身，进士、明经及第，文学经学兼长，且吏部试等第较高者担任。属于清流官，著名的潜力股，前程远大。像我们上文提到的三位校书郎，元稹官至宰相、节度使。白居易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封冯翊县侯。元稹的女婿校书郎韦绚也官至义武节度使。基本都属于位极人臣了。所以说，元稹并不是运交桃花才娶到高门第的嫡女韦丛，而是以他的文学经学之名获得的皇家图书编辑的清高职位，拔高了他的身价，加持了他的引力，由此获得高门贵族城南韦氏的青睐而被选为东床快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