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年间，朝廷围绕变法争论不休。王安石力推新法，意图富国强兵；苏轼则对其中弊端深感忧虑，屡次直言批评。两人政见严重对立，在朝堂上针锋相对，矛盾很深。

　　熙宁七年，在重重阻力下，王安石变法受挫，辞去宰相之位，黯然离开京城，退隐金陵。然而，政治的风暴并未停息。仅仅三年后，元丰二年，一场针对苏轼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爆发了。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因其诗文中的一些牢骚和讽喻，被政敌抓住把柄，指控他诽谤朝政、讥讽皇帝。苏轼被逮捕，押回京城汴梁，关进了御史台监狱。形势急转直下，苏轼性命危在旦夕，朝野震动。

　　当这个坏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金陵，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王安石听闻后，内心受到极大震动。虽然他与苏轼曾是激烈的政敌，在治国方略上水火不容，甚至有过许多公开的争执，但王安石深知苏轼的才华和他在文坛的崇高地位。他更明白，一个朝代若因言论不同就杀害像苏轼这样天下公认的大才子，将是整个国家的耻辱和巨大损失，绝非盛世所为。强烈的正义感和对人才的珍惜，驱使这位罢相的老臣立刻行动起来。

　　王安石郑重地提笔给神宗皇帝上书。奏章的核心，是他发自肺腑的一句有力质问：“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短短一句话，分量极重。它点明了问题的关键：处死苏轼，将给皇帝和整个时代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

　　此时的神宗皇帝，心情也十分复杂。他对苏轼的“讥讽”确有不满，但真要处死这样一位名满天下的大文豪，他也深知会引发巨大的非议，让自己在史书上留下恶名。虽然王安石已经罢相，神宗皇帝对他仍保持着相当的信任和敬重。王安石这封措辞恳切、直指要害的上书，恰在关键时刻给了神宗一个体面的台阶。神宗看到奏章后，迅速做出了决定，回复王安石说：此案“以公（指王安石）一言而决”。这意味着，苏轼的生死，就取决于王安石的意见了。

　　在苏轼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这位昔日的政敌没有袖手旁观，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王安石此举，超越了个人的恩怨和政治歧见，展现了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和以国家文脉为重的大局观。他的干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最终，在经历了整整一百三十天暗无天日的牢狱之灾后，苏轼得以死里逃生，被贬往黄州担任团练副使。

　　这场生死劫难，也奇妙地化解了王安石与苏轼之间多年的隔阂。苏轼深深感激王安石在绝境中伸出的援手，这救命之恩远非昔日政见分歧可比。后来，当苏轼有机会路过金陵时，他特意前往钟山拜访了这位退隐的老宰相。两位饱经风霜的昔日对手终于放下心结，握手言和。他们一同游览山水，品茗谈天，往日的争执已成过眼云烟。王安石在危难之际救下政敌苏轼一命的故事，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生动诠释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和而不同”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