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明

　　元朝，有个叫李仲谦的普通纪检工作人员，是山东滕州人。他人微位卑，供职于浙西按察司，仅为一名书吏级别的基层文书，却凭借“一衫自守，廉介有为”的操守，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元朝官员的俸禄极低。正一品上等每月可得俸钞300两，正九品上等仅得40两，而不入流的“吏”薪水更是微薄。李仲谦任职的书吏不入流品，月俸最低仅6两钞、6斗米，折合现代购买力极低。加之元代通货膨胀剧烈，俸禄价值大打折扣。《元史·食货志》坦言：“俸钞之数，虽云丰厚，折以时价，十不及一。”许多中下层官吏入不敷出，生活极其窘迫。

　　正因如此，元朝官场“贪墨成风，民不聊生”。从忽必烈时期权倾朝野的阿合马，到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吏，贪腐现象俯拾皆是。明初学者叶子奇在《草木子》中揭露：“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初次拜见要“拜见钱”，无故索要叫“撒花钱”，逢年过节有“追节钱”，生日寿诞有“生日钱”，迎来送往称“人情钱”，打官司则要“公事钱”，名目繁多，令人咋舌。

　　在浊浪排空的官场中，洁身自好意味着必须勒紧腰带。需“上侍父母，下抚两弟”的李仲谦经济尤为拮据。因“教训之俸薄，奉养不给”，其妻每日辛苦纺绩以贴补家用。李仲谦为吏多年，始终衣着简陋，仅靠一件布衫支撑门面。每逢布衫脏污需浣洗缝补，他必选休假日进行，以免影响公务仪态。若此时有宾客来访，他便让儿子出门致歉：“家君治衣，弗可出。”办公之余，他不结交权贵，不参与应酬，而是“闭户读书，稽今考古”，将精力倾注于学问之中。

　　一次，上司按察使雷彦正见其衣衫褴褛，戏谑道：“外郎穿布衲到，敢裹着珍珠？”——意指其外表寒酸，内里是否藏有私产？此言极大地伤害了李仲谦的自尊。他默不作声，回到案旁写下辞职书，压在桌上愤然离去。雷彦正“深悔失言”，亲往其家赔礼道歉，李仲谦断然拒绝。直到雷氏离任，继任者再次登门诚请，他才重返岗位。凭借出色的品行与才干，李仲谦后来升任御史台宪官。

　　从李仲谦身上，可见三层人格境界：其一，“贫贱不能移”的节操。在“九儒十丐”的社会底层，他甘守清贫，不因俸薄而弃守，不因位卑而随俗，始终以廉养德。其二，“出淤泥而不染”的坚守。江浙行省吏员常借“请托关节”牟利，更有甚者“月受馈金百两”。李仲谦常年与钱粮统计打交道，却在贪墨横行的环境里克己奉公，守住了廉洁底线。其三，“士可杀不可辱”的刚烈。辞官之举非一时意气，而是对人格尊严的捍卫。他珍视名节高于利益，彰显了风骨不随官职尊卑而改变的道德追求。

　　位卑品节重。七百年前，李仲谦以一件布衫、一卷诗书、一颗初心，书写了基层廉吏的传奇。他的清廉如暗夜微光，照亮了怀德自重的人格风范。这也昭示后人：真正的口碑不在于功成名就，而在于名节的始终贞守；真正的高尚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品格的从一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