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会用年号来记录年份。

　　帝王年号也不是每年一变，是因重大事情——如新皇登基、战争、灾祸、异象、革新，或大喜事的发生，而更改。

　　最早的年号由汉武帝设立。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有一次外出打猎，活捉了一只白色独角小兽，大臣们认为这只小兽是“白麒麟”，是祥瑞的征兆，于是有人建议用年号来纪念加纪年。

　　汉武帝听了很高兴，于是立年号“元狩”。“元”是初始的意思，“元狩”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元年号，后改为“建元”。

　　年号于国家似乎是很严肃的事情，但有时又随统治者的任性而显随意。比方唐高宗爱更新，一口气用了14个年号；唐太宗在位23年，却只用过一个年号“贞观”，学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贞观”出自《周易》，“贞”通“正”，“贞观”是指以正道治理国家。唐太宗敢于善于自我革新，启用了“为人镜”的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一批名臣，实现了“贞观之治”，的确不负“贞观”美名。

　　起年号是个烧脑的活儿，有时候大臣们词穷，吉瑞的字眼也会被反复拿来使用。比如“建兴”作为年号，被用过11次，“天佑”被用过10次，“太平”被用过9次。

　　年号两个字居多，也有少量是三字、四字、多字的，比方“中大同”“始建国”“天赐礼盛国庆”……武则天年间有“万岁通天”的年号，多字的年号更易懂直白，但嫌隽永不足，也不知是起号的大臣过于操心，还是过于不操心了。

　　宋徽宗赵佶，其兄突然死亡后，意外被推上帝位。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富艺术修养的帝王，最初其实也是怀抱天下承平的政治理想的。

　　他的父兄曾启用王安石推行新政，始称“熙宁新法”，但新政受到阻力，朝廷很快分为改革派和守旧派，赵佶即位后试图改善新旧派系斗争，于是对新旧两派的大臣都启用了一些。他低估了政治的难度，有些矛盾并不如他手中的调色盘，是可以调和的。经历挫败后，赵佶决定彻底倒向一边，改年号为“崇宁”，意思是崇尚王安石的“熙宁新法”。这种年号是一面鲜明的举政旗帜了。

　　“天命”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年号，他改朝易代，踏着明朝的尸体建立新王朝，靠的是铁骑大军马背夺天下。但是努尔哈赤很清楚要治理好庞大的汉族人群，不能仅凭武力，必须用汉族文化。“天命”出自儒家典籍《尚书》：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意为“我乃上天授命掌管天下的”。

　　这个年号，既为说服汉人和万民苍生，也隐含着给自己正名壮胆的丰富意味。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的儿子登基，改年号为“同治”，是表明两宫太后同治天下，还是表明太后与大臣同朝治理国家，难说清。总之慈禧揽天下权争世间利的用心，昭然若揭。奈何同治皇帝救不了自己的命，更救不了病入膏肓的王朝，“光绪”“宣统”接连登台。

　　宣统即“大统”的意思，是中国最后一个帝王年号，也是清王朝穷途末路之际，可笑可叹又无力的嘶吼。

　　年号如同帝王的名片，展示着他们各自的思想、抱负、文化、愿景和气魄。

　　历史是一卷长书，年号又似历史的书签，不论翻到哪枚书签，那一页都有无数的家国故事值得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