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前的晨雾总裹着麦香。当老槐树上的斑鸠开始第三轮啼叫时，父亲已经蹲在青石门槛上磨了半个时辰的镰刀。鲁南平原五月的风掠过麦梢，把郭河两岸的麦芒染成古铜色。我至今记得磨刀石与铁器相撞的韵律，青灰色的石粉混着井水，顺着父亲指缝淌成银亮的溪。那些溅在粗布鞋面上的火星，总在将熄未熄时被麦秸碎屑接住，像土地悄悄收藏的星子。

　　十四岁那年的扁担是道坎。井台青砖缝里的苔藓比我更懂平衡的奥秘，麻绳在掌心留下的灼痛至今留在指纹里。要灌满两只铁桶，得趁水桶荡到最低点时猛力一拽，让桶口利落地切开水面——这个动作我失败了七次，第八次终于成功时，井水晃动的光圈碎成了满把银鳞。父亲教我挑担的秘诀时，正弯腰给石磙系牵引绳，“肩膀要活，步子要踩着扁担的颤劲儿，就像踩着土地喘气的节奏。”我学着他的样子挺直腰杆，却总被晃悠的水桶带得东倒西歪，桶底在黄土路上犁出的水痕，歪扭如我初长成的掌纹。

　　打麦场的苏醒需要三重仪式。头道碾场时，母亲总会从灶膛掏半簸箕草木灰，沿着场院边缘撒出规整的圆弧——这是向土地公公借场的契约。二百斤的青石磙子“刘记”二字已然模糊，唯有立刀旁还留着爷爷用钢钎加深的刻痕。父亲推磙的姿势像在画符，逆时针转满九十九圈，帆布鞋底在湿泥上留下的环状纹，恰似土地显露的年轮。我拽着尼龙绳“拉边胯”，黄胶鞋在泥地里蹭出的月牙，很快被石磙碾成破碎的贝壳。第二遍碾场要掺麦糠。母亲挎着箢子的模样让我想起庙会上的散花天女，只不过她撒的是金箔——麦糠混着晨露落在碾实的场地上，经石磙再碾三遭，竟能夯出镜面般的光泽。

　　脱粒机进村那日，整个郭河都在震颤。当漆皮斑驳的“铁牛”被六个汉子推出大队院时，惊飞的麻雀撞断了老槐树最细的枝桠。二叔的槐木杠子抵住机器后梁，脖颈青筋暴起如老树根；三叔吼出的号子很有气势，惊得麦垛里的田鼠弃巢而逃。父亲站在进料口的模样像位将军，帆布围裙上的补丁比铠甲更威武。当他抖开麦捆的瞬间，金色的瀑布便泻进了钢铁巨兽的咽喉。那些迸射的麦粒打在挡板上，噼啪声比除夕夜的爆竹更稠密。

　　我们这群“踩垛猴”有自己庄严的使命。大婶子抛上来的每杈麦穰，都要用脚底板夯出特定的坡度——麦秸垛若是歪了，秋雨便会蛀空它的心脏。八岁的堂弟抱着搪瓷缸穿梭送水，机器喷出的麦壳在他发梢结出金色绒花。不知谁先发现了“地堡”游戏，我们把麦穰堆掏成迷宫，直到夕阳给每个洞口镀上毛边。被麦芒刺红的脖颈，被汗渍腌硬的衣领，都成了勋章。

　　扬场时分，整个场院都在下太阳雨。大叔的木锨挥出金色虹桥，二叔的扫帚尖掠过麦堆如鹭鸶点水。我们赤脚跑过发烫的麦粒，脚底板烙下的红印像盖了朱砂章。暮色漫上来时，麦堆便成了星空棋盘，父亲用木耙划出的沟壑是银河，遗落的麦粒是散落的星子。

　　如今社区广场的彩砖下，还睡着半粒1987年的麦子。昨夜我蹲在跳广场舞的人群外，听见石磙在水泥地下闷哼。三十年前的月光依然在草隙间游走，老槐树被砍伐的根系处长出了不锈钢长椅。那个刻着“刘”字的青石磙，现在躺在村史馆玻璃柜里，它的裂痕比族谱上的蝇头小楷更曲折蜿蜒。

　　风起时，我总会展开右手——掌心的茧早已消退，但那些被井绳烫出的纹路，依然沿着生命线延伸。广场舞的鼓点里，忽然混进一声遥远的斑鸠啼。月光落在我鞋面上，恍惚还是父亲磨镰时溅出的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