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3日，顾随在给弟子叶嘉莹的信中，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此“不侫”，做文人自谦“不才”解；《说文》解“侫”，为“巧谄高材也”。那么，文人的“不侫之侫”，是什么样子呢？

　　被南朝人誉为“格侫”的郑鲜之，配得上“巧谄高材也”一说。其巧，在不露痕迹。不能像南宋赵师择，为博权相韩侂胄一笑，蠢到去学狗叫；更不能如唐朝郭弘霸，愚至尝病中上司魏元忠的粪便！其高，在寓侫于无形；其妙，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何以如此？《南史》载，郑鲜之所侫之主，宋孝武帝刘裕，“帝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就是说，刘裕打心里，喜欢清谈那一套。可“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刘裕喜欢清谈，没人肯做陪练。郑鲜之反其道而行之，不但做陪练，还一点也不宽容。

　　结果，每次“与帝言，要须帝理屈，然后臵之。帝有时惭恧变色，感其输情”，就是说，受了虐待，还要感谢施虐方的大度与无私！这还不算，作为见证者的文武百官和治下百姓，都伸出大拇指，一致称颂郑鲜之之侫，是侫得有品，“侫”得有“格”！

　　用《南史》原话表述，时人称郑鲜之为“格侫”。就是把郑鲜之的“侫”，定义为有格调的“侫”。同为文人的和珅，在任《四库全书》总编撰期间，也遇到跟郑鲜之一样的问题。可惜的是，和珅只注意如何展示乾隆皇帝才华，却忽视了《四库全书》质量。

　　结果是，现在流行于世的清乾隆殿版《二十四史》，因和珅取悦乾隆，留下了不少明显的错讹。原因在于，在校勘《二十四史》时，乾隆特别喜欢校勘饱学之士校勘过的文稿，每校出一处差错，乾隆的自尊心都会得到一次满足。傲视天下饱学之士的自豪，也会油然而生。

　　为迎合乾隆，和珅在送给乾隆校核的书稿中，故意抄错几个字，以便让皇帝校正，显示皇帝的博学多识，以获得比当面奉承皇帝有学问更佳的效果。问题是，皇帝御笔修改过的书稿，别人就不能再动了。但皇帝没有发现的错误，就这样得以流传。

　　和珅之“侫”，已无“侫”的底线，实属为“奸”。关键是，“侫”与被“侫”，似冥冥中相互依存的矛和盾。比如，梁武帝萧衍与文人沈约，两人相差二十三岁，却因同为文学社“竟陵八友”，侫在一起。沈约之侫，已超越文学，撺掇萧衍篡齐称帝。

　　齐和帝萧宝融中兴二年，“初，梁武在西邸，与约游旧。建康城平，引为骠骑司马。时帝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帝默然而不应”，沈约劝进，正中萧衍下怀，说“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

　　此“侫”之高，在侫得及时，侫得恰到火候。萧衍成为梁武帝，春风得意的沈约，在与梁武帝萧衍喝酒时，一时竟忘了自己的位置，以为还是“竟陵八友”时代，蠢到跟梁武帝摆开架势，比赛谁掌握的栗事更多！结果，领导一动怒，吓得断了气。 

　　为吸取沈约因“侫”致死的教训，后世文人将个体的“侫”，升级为集体的“格侫”。借讴歌盛世，在矮化自我中抱团取暖。至明成祖朱棣朝，朝堂之上文人，将集体的“不侫之侫”，发展壮大成了以颂圣为标志的“台阁派”，形成燎原之势。

　　此中况味，在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看来，文人的“侫”与“不侫”，要看主人。换句话说，“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什么菜，我做什么菜”。此说虽俗，却将文人“不侫之侫”的内心和盘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