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北宋名臣范仲淹，首先想到的是他突出的文学成就，或者知晓他推行改革，发起“庆历新政”，殊不知范仲淹也堪称一位经济学家，他在杭州赈灾的过程中有着精彩表现。范仲淹的做法与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基本如出一辙，却比后者早了900多年！

　　《沈括·梦溪笔谈·官政一》记述了范仲淹在饥荒之年如何稳控经济的粮价大战。“庆历新政”夭折后范仲淹被贬，从河南邓州迁任杭州知府，时年已经61岁。皇祐二年，吴中地区发生大饥荒，苏杭一带尤为严重，一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范仲淹本身是苏州吴县人，家乡遭受天灾，深怀庙堂之任、江湖之忧的他不能置之不理。他调发国库粮食，募集民间钱物赈济灾民，却发现无济于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采取了三个举措。沈括也是杭州人，当时正借居于苏州的舅舅家中，来往苏杭避灾间，也亲眼见证了范仲淹的救灾之举。

　　一是扩大消费、纵民竞渡。针对“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的特点，范仲淹发动民间多举办龙舟赛事，发展旅游业；自己带头“日出宴于西湖”，自春天到夏天，鼓励百姓游乐饮宴，尽情玩赏。一时间杭州旅游业异常火爆，饮食、住宿、贸易等服务业生意兴旺，也解决了大批人员的就业，有效刺激了消费。

　　二是快上基建、大兴土木。范仲淹召集各寺院住持僧人，告谕他们：“饥年工价至贱，可以兴土木之事。”引导佛寺大兴土木，于是各个寺院的修建工程开始上马。至今，西湖还存有“范公堤”，灵隐寺也曾珍藏范仲淹的卧榻，以纪念这位贤臣修缮寺庙之功德。同时，范仲淹要求政府主动拉投资，兴建翻修官府和官吏宿舍，每天雇役一千多人，让灾民在粮食歉收的饥荒之年有了糊口的生路。

　　三是抬高米价、调粮调控。宋人吴曾的笔记《能改斋漫录》中记载，杭州饥荒当时一斗米120钱，仍供不应求，粮价日涨。范仲淹却将米价直接提高到180钱一斗，并沿江张榜，大肆宣扬。“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范仲淹等到运粮船来得足够多以后，直接开放粮仓，发放免费的粮食赈灾，导致粮价下跌。而商家在码头上的粮食堆积如山，如果重新运回去，将会血本无归。于是，为了减少损失，商家又争先恐后地抛售粮食，粮价跌到了每斗100钱。这一波操作，有力打击杭州本地商人的囤积居奇，也保障了民生。

　　范仲淹釆取的这三条措施，史称“荒政三策”，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之举，也招致了监察官员的举报：“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以致于宋仁宗亲自查问，范仲淹则上奏陈述自己的理由：“臣所以鼓励百姓宴游湖上，寺院、官府大兴土木，其用意正是借有余钱可花的商家，施惠贫苦无依的百姓，使得靠出卖劳力生活的民众，能依赖官府与民间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生活，不致背井离乡，饿死荒野。”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年各地灾区唯有杭州相安无事，百姓没有四处流亡的，范仲淹的做法也被写进了政府赈灾法令。

　　纵观范仲淹一生，从“屯田久守”到“庆历革新”，从筑堰捍海到苏州治水，从两谏太后到冒死上《百官图》，都流淌着浓烈的家国情怀和为民本色。更可贵的是，在传统落后的封建年代，他“荒政三策”所体现的经济治理智慧和改革创新思维，不怕监司奏劾，不顾名利仕途、不计荣辱祸福，充分彰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