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历史的阅读过程中，我们有时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就是作史者在叙述某一件历史事件时，有时会闪烁其词，用隐晦的笔法对事件进行记述，使后来人在阅读之时，陷入云雾之中，使历史真相变得扑朔迷离，我管这种情况叫作“隐笔”，“隐笔”是特定时期及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是作者出于某种需要而故意用的曲笔。

　　汉平帝刘衎原名刘箕子，是汉元帝刘奭之孙、中山孝王刘兴之子，他是西汉第十四位皇帝，按理说，他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汉哀帝死后，权臣王莽为便于弄权，不肯立年岁较长的君主，便迎立年仅9岁的刘箕子为帝。刘箕子虽然年幼，但也明白一些事理了，知道王莽是狼子野心，对王莽怀恨在心，在与别人交谈中，不小心流露出来，被王莽知道了，王莽便决定除掉他。于是，王莽趁腊日大祭之机，向刘箕子献酒，并在酒中下了毒，刘箕子饮酒后毒性发作而死。刘箕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毒死的皇帝，然而，作为正史的《汉书》对此事的记载却很隐晦，只有短短的一行字：“冬十二月丙午，崩于未央宫。”对被毒死这一细节讳莫如深。钱大昭的分析是：“刘箕子被王莽鸩杀，所以不写出‘杀’字，原因是，《春秋》讳内部大恶之意。”其实，类似“在作史时用隐晦的春秋笔法”的现象随处可见，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把自己的哥哥、弟弟杀掉，随后又把他们的孩子也全部杀掉，踏着亲人的血泊登上了大唐的天子宝座。但在《资治通鉴》中，却只用这么几句话就把事情经过介绍完了：“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生诛，仍绝属籍。”在这里，司马光将李世民残忍的行为用轻松的口吻一笔带过，极其冷静，不加任何感情色彩的评论。

　　按理说，如果作史时，所记载的是同一朝代的人和事，避讳一下，还情有可原，因为人家的子孙是现任皇帝，你不管不顾地乱写一气、揭人家的丑，就触犯了“潜规则”，可是，上面两个例子却不是这样，班固作《汉书》时，王莽已经死掉了，而且是作为反面形象进行宣传的，他毒杀小皇帝一事，不是正好可以损坏他的形象吗？为什么还要避讳呢？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李唐王朝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他忌讳什么呢？历史学家柏杨先生的解释是：“《汉书》写于王莽的新王朝覆灭之后，则显然不是为王莽而讳，而是为帝王的形象而讳，不让人民知道宫廷是一团污乱，不让人民知道神圣不可侵犯的帝王跟山洼小民一样，可以宰、可以屠、可以毒死、可以侵犯。”同理，司马光之所以为李世民避讳，不是他对李世民个人感情如何好，而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面子，说白了，其出发点还是为整个皇权制度遮丑。

　　其实，在作史时运用“隐笔”，不但是古人的爱好，也是今人的爱好，说明这种方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仍值得我们反思。